資本，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一國可用資本的健康成長，是保障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F代社會，資本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并呈現出更多元的形態。
而隨著現代金融業的發展，以專業機構為主體，其掌握的投資資本在中國社會投融資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也越來越大。
因此，如果以投資機構的分布維度去觀察區域經濟，呈現的會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在中國，各地政府近年來也紛紛扶持自己的投資機構，也是因為投資機構的發展和壯大，往往會對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規模和活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當下的中國，主流的投資機構包括公募、私募、信托、股權基金等。本期國家經濟地理以此為對象，通過對各省市的公募、私募、信托和股權基金規模的梳理，輔助以部分歷史數據，觀察區域層面上的投融資能力，進而窺探區域發展的密碼。
數據分析的結果呈現了殘酷的邏輯，即在投融資對區域經濟影響的程度上，遵循的是強者恒強的規則。
可以看到，不論是公募基金、陽光私募基金、信托還是股權基金的分布上，前三位大多被北上廣壟斷，反映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確實是北京、上海和廣東，其他如江蘇、天津、山東和浙江等地位置稍靠后，這些省市無疑都屬于國內經濟發展的第一梯隊，即東部發達地區。
在前五名開外，中、西部和東北有零星省市出現在單個機構總量的排行榜上，但在數量與規模上，往往與第一梯隊拉開了極大的差距。譬如在陽光私募發行規模前十的省市中，上海、廣東和北京發行的陽光私募均超過1000家，發行產品數量超過2000只，發行規模也都超過1000億元，但排名后三位的新疆、山東和湖南三地，陽光私募均不超過100家，規模也沒有超過100億元。
更需要注意的是，在這樣一份多維度的榜單上，有些省市甚至沒有一個維度能進入前十名，比如山西、吉林、江西等，而這些省份，大多面臨的經濟轉型壓力要更大。
因此，如果要重新規劃經濟發展的版圖，是否需要均衡的思維？抑或是，將資源和資本更高程度地集中，以為社會和生態留下更多的空間？
核心摘要
社會融資總量體現出來的是一個地區的融資實力，這與當地的投資機構是直接相關的。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的各省市社會融資總量居于前列，這與公募、信托、陽光私募、PE等機構的發展壯大有著必然的聯系。
服務于經濟的金融機構正在經歷各種變化，而發展的不均衡，造成全國各省市金融機構發展步伐并不一致。以投融資能力而言，實際情況與人們印象中的大不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了全國各省市的公募、信托、陽光私募和股權基金的公司數量和資產管理規模（或發行規模）等數據，以這四類投資機構為入口，比較各省市的投融資競爭力。
數據能夠反應出真相，譬如，北京才是中國最大的金融中心，盡管上海緊追不舍；南方的區域金融中心，除了有深厚功底的香港，深圳的體量要比廣州大的多。當然，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結論，還有更多的內涵有待挖掘。
1.公募：深圳時間紅利消退
公募基金在募資和投資上有著嚴格的規定，其發行條件比較嚴格，發行程序比較復雜，等級核準的時間較長，發行費用比較高，也因大多有著國營背景而在投資風格上普遍較為謹慎。2014年7月，首家民營公募九泰基金成立，公募基金自此有了民營“小伙伴”。
在支持上市公司融資和提高二級市場的流動性上，公募影響甚重。
近年來，公募基金的投資范圍也有發生著一些變化。2014年6月6日，證監會發言人鄧舸曾表示，在傳統二級市場以外，公募基金可以投資于中小企業私募債券等非公開發行在證券交易所轉讓的債券、股指期貨、國債期貨等證券衍生品以及黃金合約等商品合約。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發現，全國各省市公募基金實力懸殊較大，公募現有“蛋糕”被八個省市瓜分。
數量上，上海、廣東、北京公募基金家數總和為87家，占全國總家數96家的90%以上；公募資產管理規模上，則呈現出四個梯隊。
截至2014年底，上海、廣東居于第一梯隊，公募基金管理規模均超過1.4萬億人民幣（下同）。北京、天津居于第二梯隊，公募基金管理規模分別為8429.76億元、5943.55億元，在天津注冊的公募基金僅天弘基金一家，但因眾所周知的余額寶而規模膨脹至5953.55億元，位列全國第一。重慶、福建、廣西、浙江處于第三梯隊，公募基金管理規模均在250億元以下。其他未提及的省市為第四梯隊，無一家公募基金注冊。
目前行業資管規模三強分別為天弘基金、華夏基金、工銀瑞信基金。
從注冊時間來看，深圳充分享受到早期公募基金公司獲批成立的紅利。不過，2013年以來，全國范圍內成立的22家公募基金分散于上海、廣東、北京和福建。
2.信托：青海發行規模居第二
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全國有26個省市注冊了信托公司，其中接近一半都注冊在北京。北京地區信托公司發行集合信托規模達到1745.39億元（人民幣，下同），遠超于第五名的廣東690.5億元、第四名的上海689.5億元。
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是，目前國內現有信托公司國營信托公司多、民營信托公司少，呈約5：1的比例。
用益信托研究員廖鶴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我國信托公司更偏向于政策性導向，信托牌照大多是央企、大國企背景，發行規模是跟著信托牌照所在地劃分，因此北京較多。
雖然信托公司大多為國有背景，但其投資范圍比較廣泛，甚至可以直接投資于實體經濟，能夠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中融資難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青海高居集合信托發行規模的全國第二名，達到870.85億元，湖北、陜西實力也不容小覷，分別為714.68億元、702.81億元。黑龍江僅有一家中融信托但也名列第八名。
這四個省份都屬于“一家獨大”的情況，青海有五礦信托，因“近兩年主動管理類產品做得比較多、發行面向全國”而規模增大。而湖北有方正信托、陜西有長安信托，廖鶴凱介紹，這兩家市場化程度比較高，都著力發展成全國性的金融機構。
“實際上，資本是沒有界限的，江浙滬和廣東（所謂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經濟活力和資本實力是強于北京的。”廖鶴凱分析，他還指出，在民營信托中，中融信托是最有代表性且最早市場化的。
3.陽光私募：區域競爭最激烈
陽光私募以民間資金為主體，在二級市場股票投資和再融資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因其追求高收益率，在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陽光私募對創業型企業的融資、估值的提升有著重要影響力。
與公募基金類似，陽光私募家數、私募基金發行規模也呈現出四個梯隊。
私募排排網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上海、廣東在陽光私募發行規模上穩居前三位，均達到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級別，陽光私募家數也差別不大，分別為1191、1043、1038家，平均每只陽光私募募集金額為0.39億元、0.39億元、0.43億元。
第二梯隊的省份包括江蘇、浙江、天津、四川，四個省市陽光私募發行規模介于100萬億到270萬億之間，陽光私募家數介于70到200家。其中，江蘇、天津、四川三省平均每家陽光私募發行規模分別為0.45億元、0.61億元、0.61億元，超出了第一梯隊，說明三地發行大規模的陽光私募產品較多。
第三梯隊省份陽光私募發行規模介于10億到88億之間，包括西部各省市和中部的湖南、湖北，以及東北、華東等17個省市，這些省市的陽光私募家數在4-86家之間。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以87.84億的陽光私募發行規模居于全國第八位。
第四梯隊省份包括內蒙古、遼寧、河北、江西、海南等省份，發行規模低于10億元。
2014年以來，陽光私募行業發生了較大變化。作為與二級市場聯系非常緊密的群體，陽光私募的產品數量、發行規模都與市場有著極大的相關性，從格上理財提供的數據來看，自2014年7月大盤反彈以來，陽光私募的各月產品發行數量也節節提升。
但“新增軍團”仍集中于北京、上海、廣東三大省市。格上理財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新成立了144家陽光私募公司。從私募公司的地域分布來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幾個地區仍在行業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位于以上四個地區的私募公司占所有私募公司的65%。其中，上海的陽光私募機構最多，占比27%。
4.股權基金：北京上海爭雄
原本主要著眼于一級市場的股權基金（PE），以投資較早、退出時間長、追求長期投資收益為投資特點，也對創業型公司有著融資支持，但近年來受IPO政策影響極大。
在相關政策影響下，PE逐漸將目光投注于二級市場定增和并購，以“PE+上市公司”的模式影響著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的關聯也愈加深厚。
在PE排名上，投中研究院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3月13日，北京地區PE管理資產規模位居全國第一，為1262.87億美元，上海、廣東PE管理資產規模分別為668.58億美元、372.76億美元。
從PE家數來看，北京、上海、廣東、天津、浙江較全國其他省份都有一定的優勢，北京為442家，上海次之，為361家，處于“第一梯隊”，而廣東、天津、浙江都介于200家到300家之間，為“第二梯隊”成員，全國其他省市都低于100家，處于第三梯隊。
PE管理資產規模上，超過100億美元的是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天津等五省市，浙江、重慶、陜西、四川、河南等省市介于30億美元到72億美元之間。
長三角內部出現差異，盡管江蘇省的PE家僅為63家，但PE資管規模卻達到了150.09億美元，浙江雖然有216家PE，但資管規模僅71.6億美元。
行業的佼佼者也顯示出了北京和江蘇省的實力。投中研究院提供的數據顯示，全行業資產管理規模前二十的PE機構中，北京占據了一半，包括國開金融、弘毅投資、鼎輝資本等行業“大佬”；上海有5家，分別為景林資產、世銘投資、云峰基金、旭鼎投資和凱優股權；江蘇的三家為江蘇高投、元禾控股和國創投，廣東、陜西分別有2家、1家。
5.投融資能力反映經濟活力
數據顯示，各省市的GDP數據與社會社會融資總量有一定的關聯度。2014年全國各省市GDP榜單上，廣東、江蘇、山東、浙江處于前四名，而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數據顯示，這四個省份也上榜了社會融資總量的前五名。
GDP榜單上的第四到六名中，河南、遼寧、湖北、上海位于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的第六到九名。
但也有不“吻合”的案例。譬如GDP第九名的福建社會融資總量并沒有排在前十位，而社會融資規模位于全國省市中第三位的北京則并未上GDP前十榜單。這也說明投融資能力反映的，應該是一個地區經濟的活力部分。
從另一角度來講，社會融資總量體現出來的是一個地區的融資實力，這與當地的投資機構是直接相關的。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的各省市社會融資總量居于前列，這與公募、信托、陽光私募、PE等機構的發展壯大有著必然的聯系。
但也有一些省市，盡管在投資機構實力上有著“單項特長”，但與社會融資總量和GDP實力并不匹配，譬如集合信托產品發行規模上居全國第二位和第七位的青海省和黑龍江省，陽光私募發行資產規模排第七名的新疆和湖南省。
總體來說，一個地區的社會融資總量應取決于該地區各類投資機構的綜合實力。
6.北、上、廣資源集中
全國范圍內的各類投資機構看似分散，但實際上存在資源相對集中的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四大投資機構呈現出一致的現象是，盡管注冊地分散于全國各省市，但辦公地基本還是集中于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區。
以公募基金為例，96家公募基金中，僅5家基金公司的辦公地址不在北京、上海和廣東。
信托方面，廖鶴凱介紹，譬如青海的五礦信托、新疆的華融信托牌照是在當地，但總部都是設在北京，業務也是全國性的。
對于投資機構對當地經濟的影響，廖鶴凱表示，各省的數據只是表象，注冊在一個地方的投資機構對當地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主要是促進資本實力的增強和業務的擴大，更多的是結合當地融資需求，或者能夠促進當地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但對于西部一些省份來說，注冊一家投資機構更大的作用是增加當地的稅收，或者對于投資機構的股東來說可以減少賦稅壓力，對原有股東的權益方面有一定的幫助。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陳靜